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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、一丝疼爱ん

无信仰,不远航...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五四运动中三个卖国贼的是是非非  

2010-07-18 17:11:34|  分类: 个人日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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曹汝霖、章宗祥和陆宗舆,是五四运动中众口一词的卖国贼。安福俱乐部控制的国会,接二连三提出弹劾曹汝霖、章宗祥的议案,明白说他们是“国贼”。连地摊说相声的都编了相声《揣骨相》,指桑骂槐地骂他们,“没骨头,金钱搂足,以外人为护符”。说他们属于“大贼骨头”,卖国求荣,明知挨骂装聋子,是“现代秦桧”。
与日本“结缘”
曹、章、陆三人,都是19世纪末比较早的留日学生。在中国的留学史上,留日学生的数量最多,多到跟去英美的学生完全不成比例的地步。但绝大多数留日的学生,都是学速成的。日本人出于挣钱的目的,专为“清国留学生”办了许多速成学校,一年就了事,学到什么,只有天知道。多数人连语言关都没过。反正当时的日文跟中文相差不大,学了几个新名词,回国就可以唬人了。能进正规的专门学校的,大约3%或4%,进大学读本科的,不足1%。曹、章、陆三人,都是日本名牌大学的本科生,这在很大程度上,是由于他们见机得早,赶上了好时候。曹汝霖先进早稻田,然后转到东京私立法学院。而章宗祥的经历简单一点,是明治大学的毕业生。陆宗舆也不差,在日本政治家摇篮的早稻田大学毕业。
他们三人作为留学生而言,其实命运很是不错,留学赶上优待,不像后来没有赶上点的留日学生,人数众多,鱼龙混杂,考学艰难,在日本上一个专科,都难上加难。而且生活上饱受日本人的歧视,早期的优待全无。更幸运的是,这三人毕业就赶上了清廷的新政,朝廷缺人之时、用人之际,回来就进入刚组建的以西方为模本的政府机关,春风得意,很快就身居要职,到清覆灭时,曹汝霖已经升任外务部左侍郎,变成部领导了。
在中国人的留学史上,有这样一种现象,凡是在所在国混得比较好的,留学成绩突出者,对所在国的印象一般都比较好,反之,则怨言要多一些,甚至会满腔怨恨。曹汝霖等人的亲日,或者说对日本抱有好感,还跟他在日本的经历有关。很多没混好的留学生,作为一个来自弱国他乡之客,如果成绩再不行,行为不检点,在所在国遭遇歧视和白眼在所难免,因而对所在国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感。但曹汝霖他们不一样,在学校里如果成绩不差,没受什么歧视,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学家中江兆民的家里,受到哲学家遗孀的照顾,自然感到相当惬意。这个中江兆民,有著作《一年有半》译成中文,在中国很有名。在中江家住的时候,曹跟中江的儿子中江丑吉结成很好的朋友。这个中江丑吉,就是后来火烧赵家楼时,死命护着章宗祥的那个日本人,但他不是我们一些五四参见者所说的“帝国主义分子”,而是个主张对华友好的亲华人士,研读过《资本论》,倾向马克思主义,酷爱中国文化。他还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片山潜关系不错,一向主张反对日本对华侵略,还属于日本的左翼人士。
名不符实之罪
由于五四运动,这三人成了卖国贼,由此追溯到二十一条的签订时,曹汝霖是外交次长,陆宗舆是驻日公使,所以都有了责任。陶菊隐先生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,指斥当时身为中国外交次长的曹汝霖,是“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代理人”,说他在公府的会议上,“得意忘形地暴露出,他事先就得知日本将提出‘二十一条’”,把袁世凯都气坏了。但在历史档案上,这种事是没有的。曹汝霖也好,陆宗舆也好,没有证据表明他们跟二十一条的阴谋有什么关系,或者说在推动中国政府签订条约,起过什么作用。陆宗舆为了缓解中国政府的压力,在日本还是做了不少情报工作。有资料说,他在和日本外务省交涉过程中,曾经把一只手枪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,晚上则放在卧室,扬言若日本方面再行逼迫,就饮弹自杀。这种行为,无论是吓唬人也好,做给国人看的也好,但毕竟跟卖国扯不上干系。
自晚清以来,直接跟西方打交道的人,一般都难逃脱卖国的恶溢。处在第一线办交涉,妥协就等于卖国,但不妥协,又无路可走,只要你经手操作,这种两难境地,概莫能外。连曾国藩这种在朝中声望如此高的人,也会因为办理天津教案中的中法交涉,而背上骂名,在羞惭中死去。在近代史上,被骂的最多者,莫过于李鸿章,“李二先生是汉奸”,几乎成为那个时代朝野的共识。李鸿章最大卖国之举,莫过于签订马关条约,但是李鸿章不去签,别人也得去,别人去签,肯定不见得比他签要好一些。
应该说,从技术上讲,曹、章、陆所做的中日交涉,甚至包括引入西洋借款,都无非是袭承晚清外交官们一贯的做法,尽可能在字面上抠来抠去,以求减少损失,尽可能用协议和条文,对强暴的对手加以约束。但是,他们也许没有想到,段政府武力统一和亲日政策的结合,在大前提上,就已经大错而特错了,在错误的前提下,沿着错误的政策做的任何事情,都只能是错的。
“亲日而不卖国”之说
据曹汝霖家的仆人后来回忆说,五四那天,在学生刚来的时候,其实北京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在曹家,看见学生气势汹汹,吴炳湘说要加派警察。曹汝霖却说,“几个小孩子,就让他们闹一闹吧,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如果属实,说明曹汝霖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。但是,家被烧了以后,态度有点变化。多年积累的家产被毁,也难怪。五四运动曹汝霖家被毁、章宗祥挨打之后,他们三人都有一个表态。曹汝霖提交了一份辞呈,通篇充满抱怨之辞,从家产被毁到自家的外交业绩,尤其念念不忘主持借款,未收一分钱回扣之事,被后人讥为“‘表功’多于‘自责’”,尤注重于经手借款,未收回扣,以矜夸其廉洁无私,殊不知国人所指斥者并不在此也”。陆宗舆好一点,除了抱怨有人“借外交问题,以为倾轧之具”之外,倒是没有表功,以身体不好为由,自请辞职。只有章宗祥态度最好,火烧赵家楼,他挨了一顿饱打,如不是正好前来的中江丑吉拼死挡了一下,后果不堪设想。挨打之后,章宗祥住进了医院,据说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,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,不仅没有提出控告,反而由其妻子代替章宗祥具呈保释学生。虽然“自知众怒难犯,亦可见其风度”。
可见,在三个卖国贼中,也有分别,对于段政府的亲日政策,责任最大的曹汝霖,对于五四运动怨气也最大,直到写回忆录的时候,已经是90岁的皓然一老,依然恨恨不已,而陆宗舆和章宗祥则要低调得多,平和得多。
事后来看,三位不过是职业官僚而已,跟亲英美的顾维钧、罗文干、施肇基等人没有多大的区别。只要当政者需要加强跟日本的关系,自然会重用他们,没有别的选择。而他们的政务操作,亲英美的官僚一样,也日趋技术化。作为职业技术官僚,他们三人大体上还是守本分的。同为官僚中人的张一鹰后来说,自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辞职之后,继任者曾毓隽更加不堪,放手挪用部款,一点规矩都不讲,比曹汝霖还不如。
最后需要一提的是,尽管这三人官瘾不小,但自打五四以后,就从政坛销声匿迹,再也没被重新起用过。抗战时期,这三人虽然都留在沦陷区,但都没有出来担任伪职。的确,因为曹、章、陆没有下海做汉奸,以后他们三人都没有受到国民政府的追究。可见,曹汝霖所说自己亲日而不卖国,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。至少比起那些当时的名声比他们还要好一些的北洋政客,王揖唐和王克敏之辈,要强多了。 (王茜 冯俊霞 整理)
《北洋裂变:军阀与五四》 张鸣著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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